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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于2022年10月發布了對2023年世界經濟的預測，將日本評為7個主要發達國家中的“優等生”，預測其今年經濟增長率為1.6%。這個增長率雖然與去年基本相同，也不算高，但在7國(德國、意大利為負增長，美國為1.0%)中表現上好。與增長率高低相比，IMF更看重日本經濟連續3年(2021年1.7%、2022年1.7%、2023年1.6%)的穩定增長。還有日本的研究機構較樂觀地預測2023年日本經濟的增長率為2.5%。

無論是1.6%還是2.5%，在世界經濟減速拖累外需、導致出口乏力的背景下，日本要完成“優等生”的作業，必須確保民間企業設備投資和消費這兩匹馬強勢拉動內需，而物價和收入則是影響這兩匹馬能否順利起步、前行的重要因素。

物價持續高企

(資料圖片)

去年以來，受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糧食等大宗進口商品漲價等題材的嚴重影響，日本的物價持續高企。日本總務省今年1月10日發布的2022年12月東京都市區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顯示，該指數(生鮮食品除外)時隔40年零8個月再次攀上4%(同比)的高位。1月20日，總務省公布了2022年12月日本全國CPI上漲同為4%。

日本的經濟評論家認為，消費者的“負擔感”遠不止4%，更能反映實際情況的應該是剔除“自有房產的房租(虛構的房租)”后的指數。因此，東京都的“體感”物價指數同比漲幅應為4.9%，日本全國2022年12月的“體感”物價指數同比漲幅應為4.5%。

雖然進口能源引發的漲價潮暫時趨于平穩，但是，食品價格上漲將取而代之成為新一波物價上漲的“主角”。最近，由禽流感引起雞蛋漲價超過3%，一時間成為日本社會的沖擊性話題。

日本央行今年1月11日公布的2022年12月“關于生活意識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94.3%的受訪者實際感受到物價高企。這個結果直逼2008年最高的94.6%。

以上可見日本民眾對物價的敏感度。不僅民眾對于物價波動敏感，企業、政府乃至全社會都關注物價走勢，因為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緊密相連。一般來講，物價一旦上漲，回落則比較困難。如果二季度以及其后物價依然持續高位，那么按照目前世界各國市場干預的普遍方法，加息則勢在必行。這樣的話，勢必增加民間企業設備投資的負擔，抑制消費，從而對完成“優等生”的作業產生負面影響。

大幅加薪較難實現

再來看看收入情況。2022年以來，日本民眾的生活一直承受著高物價的壓力，因此日本社會要求企業加薪的呼聲越來越高。

今年1月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日本三大經濟團體(經團連、經濟同友會、商工會議所)和日本工會總聯合會的新年活動時強調，“要實現高于通貨膨脹率的加薪幅度”，“要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結構性加薪”。

今年1月10日，日本經團連在今年“春斗”(春季勞資談判)指針——《經營勞動政策特別委員會報告》最終草案中要求會員企業作為“企業的社會職責”，將超過物價上漲水平的大幅加薪納入考量，并提出中小企業可適當地價格轉嫁。此外還要求改善非正式員工的待遇，“有必要力爭與正式員工的待遇保持平衡”。

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表示，“必須在整個供應鏈實施加薪”。不論企業規模大小，要在各行業實現加薪。

這個草案于1月17日正式公布，既是“春斗”的指導性文件，也是對首相岸田要求企業加薪的積極回應。

從以上信息可以觀察到，除要求高于物價上漲水平的大幅加薪外，還要求全供應鏈、不論企業大小“普漲”工資，包括非正式員工。另外，在要求占用工比例70%的中小企業加薪的同時，為改善它們的經營條件，減輕因加薪而增加的經營成本，認為“適當價格轉嫁”不是不可以。這一指導性意見或將中小企業加薪的成本轉移至市場，進而推動物價上漲。

實際上，指導性意見認為可以“價格轉嫁”是一回事；能否“價格轉嫁”則是另一回事，只有中小企業“冷暖自知”。那些受經營成本過高困擾而導致虧損的中小企業，即使想以“價格轉嫁”方式加薪，恐怕也無多余“頭寸”(流動資金)可轉。

日本野村證券預測，日本全國總共19大行業中，運輸、通信、汽車、電機、精密儀器等14個行業盈利，而服務、鋼鐵、有色金屬、金融等5個行業將虧損。在企業盈虧“良莠不齊”的情況下，要實現“整個供應鏈”同步、同標準加薪恐怕不現實，特別是用工大戶的中小企業更加困難。

日本“城南信用金庫”和《東京新聞》于1月10日至13日向738家中小企業(東京都和神奈川縣的城南信用金庫的客戶)做了詢問調查，有72.8%的受訪企業回答，“沒有今年加薪的預算”。加薪困難的理由之一是，成本增加至不足以“價格轉嫁”。

1月24日舉行企業經營者與工會參加的“勞資論壇”，標志著今年“春斗”的序幕拉開。日本工會總聯合會提出今年“春斗”的加薪目標為5%，日本的民間機構則預測工資平均增幅為2.85%。雖然離工會的要求相差甚遠，但這個預測增幅如果能夠變現的話，將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工資漲幅。即便如此，仍然低于2022年3%的物價漲幅以及2023年4%的物價預測漲幅，離日本政府要求的“高于物價上漲的加薪幅度”尚有差距。

不管加薪的幅度是多少，都會產生兩個問題。

一是企業盈利無法消化的加薪成本將傳導給市場，導致商品漲價，推動通貨膨脹，形成“工資成本型通貨膨脹”。

二是“寸頭”周轉困難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無能力給員工加薪，或加薪幅度不及大企業，那么這些企業的員工、非正式員工以及領社保金人員將遭受“工資成本型通貨膨脹”的沖擊，收入差距會更加拉大。其結果是，面對物價持續高企和收入相對減少，這部分民眾只得以“惜購”的方式維持家庭生活，形成“工資減少型通貨緊縮”。

實際上，不僅是收入相對減少的民眾“惜購”，面對令人不安的、不確定的物價走勢，收入增加的民眾也在考慮“惜購”。

日本總務省今年1月10日發布的關于2022年11月消費支出的統計結果顯示，當月的消費支出同比減少1.2%，其中，食品類減少2.9%，生鮮魚蝦貝類減幅高達16.1%。

日本一機構于2022年12月12日在日本全國就“依靠節約的生活防衛”這一問題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面對高企的物價，有67%的受訪者回答“在過去一年(2022年)為生活防衛而節約”，節約支出的項目依次為“食費”72%、“娛樂費”48%、“被服費”39%、“公共費用”37%、“交際費”34%等。在預計2023年物價繼續上漲的情況下，節約支出的項目依次為，“食費”54%、“娛樂費”39%、“被服費”33%、“公共費用”30%、“交際費”29%等。

從以上的統計數據和民調結果可以看到，日本民眾面對物價高企的自律意識。這種意識是對物價波動的本能反應，是日本民眾長期養成的、特有的習慣性反應，與加薪與否、加薪多少關系不大，并且影響著日本的消費和市場走勢；這種意識可能誘發通脹，也可能導致通縮，具有潛在性和不確定性。

在2023年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外需疲弱的環境中，日本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內需驅動。但是，物價與收入的題材疊加所催生的通脹和通縮交織的悖論型結構，或將給投資和消費這兩匹拉動內需的馬順利啟動和前行增添較大的不確定性，進而對于日本完成2023年經濟“優等生”的作業產生負面影響。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