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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2.8%，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5.2%。當前，全球經濟會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中國在哪些領域將有較為突出的增長？

就上述相關問題，澎湃新聞旗下高端投資對話節目《首席連線》近期專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中國經濟強勁反彈將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

澎湃新聞：IMF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2.8%，2024年增長3%，這較1月份的預測值各自下調了0.1個百分點。就短期情況而言，全球經濟還會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我們要警惕哪些“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

史蒂文·巴奈特:是的，我們4月11日發布了新的預測，我們看到全球經濟增速正在放緩；從去年的3.4%下降到今年的2.8%；我們預測明年經濟增速回升到3%。相比今年1月發布的預測，我們對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均下降了0.1%。

其中，一個既是挑戰又是機遇的關鍵領域是貿易。我們知道出于經濟原因，供應鏈的多樣化可能是有必要的。如果做得好的話，它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確實很小。但是，隨著世界可能分裂成不同集團，貿易分裂或將帶來巨大損失。我們預測，這可能使全球經濟損失7%的GDP，而這僅僅是貿易分裂帶來的影響。如果我們再加上技術脫鉤，一些國家的損失可能達到12%的GDP。

因此。如果讓我明確地提幾個建議，我想其中之一會是需要讓貿易再次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不是讓全球經濟分裂的工具。這可以從撤銷最新的關稅政策、以及放寬過去五年實施的貿易限制開始。通過加強多邊貿易體系拓寬新的領域，例如數字化、電商、投資等。貿易甚至能對解決氣候變化起到幫助，加強貿易往來也能成為幫助各國實現氣候目標的一種助力。

澎湃新聞：就像您提到的，中國的貿易支持是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讓我們來談談中國吧。IMF之前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為5.2%，這比去年的預測高出了0.8%。那么在您看來，這一預測被上調的原因是什么，您認為中國在哪些領域能看到明顯的增長，例如投資、消費或者對外貿易？

史蒂文·巴奈特:確實，我們預測中國今年經濟增速為5.2%。關鍵因素是經濟環境重新開放。這5.2%增速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是消費，我們能看到消費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至于貿易方面，我們確實看到了進展；出口增長也許比市場預期的還要強。

但總的來說，由于全球需求放緩，以及中國出口在疫情期間已經非常強勁，出口不太可能成為今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消費確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消費情況，自2006年以來，中國家庭的消費增長實際上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但它的增長速度沒有GDP的增速快，因此我們能看到，中國是世界上消費占GDP比重最低的經濟體之一。

這表明，消費不僅能成為短期內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在中期的經濟發展中，消費也能發揮強大的作用。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更高的消費實際上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表現。

澎湃新聞：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中國2023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長4.5%，超過了市場預期的4%。而至于您所說的消費，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5.8%，同樣超過了市場預期的3.7%。那么進一步探索消費領域的話，您認為哪些行業的消費會出現巨大增長？

史蒂文·巴奈特:: 有兩種方式來看待消費問題。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將消費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這里有一個關鍵因素是，在全球疫情期間，家庭的儲蓄率有所增加，這意味著家庭已經建立了一些消費能力。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環境重新開放，我們預計消費會快速增長。

如果我們分行業來考慮的話，增長最快的可能是那些受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比如一些對人際接觸敏感的行業；這涉及服務行業，比如餐飲、旅游。這些受疫情最大影響的服務行業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能讓他們趕上疫情前的增長趨勢。

澎湃新聞：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對中國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4.5%的看法嗎？

史蒂文·巴奈特:我們也仍然在研究這些數據。首先我認為，這個增速似乎比預期強一些，盡管我們預期今年會出現強勁的反彈。因此，我認為第一季度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將出現強勁反彈的預測是一致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不僅對中國是好消息。我們估計，今年中國實際上將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超過三分之一的貢獻。因為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占了很大比重，并且增長速度很快，這只是直接影響。

我們也知道，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將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隨著中國經濟復蘇，中國將從其他國家進口更多商品，幫助提振其他國家的需求。中國游客會到國外旅游，我們估計這些溢出效應帶來的影響實際上相當可觀。當中國的經濟增速上升1個百分點時，其他國家的增速就會上升約0.3個百分點。所以說，經濟復蘇不僅對中國有利，也為全球需求帶來了好消息。

澎湃新聞：確實如您所說，中國經濟的復蘇給全世界都帶來了巨大利益。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國政府提出的GDP增長預期目標在5%左右，您認為這種復蘇是確定的嗎？

史蒂文·巴奈特:是的，甚至在全國兩會前，我們就已經做出了5.2%的預測，所以我說這個目標是符合我們的預期的。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方面很重要，也是政府一直在強調的：就是重要的不僅是增長的數值，增長的質量也很重要。

因此我們認為，現在和中期，實現高質量的增長是關鍵因素。當提到高質量的增長時，我認為有一個關鍵點是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實際上有兩層含義，一個是經濟上的可持續性，這實際上是一種增長模式。從經濟學上來說，就是利用資本、勞動力和更發達的新技術提高生產力，驅動經濟增長，再反饋到生產力上。這就是經濟上的可持續性。

第二是環境上的可持續性，即實現一種環境友好的增長模式。尤其是在中國，以此模式使中國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達到這樣的目標。

澎湃新聞：那么您認為這種生產力質量的變化，可能會發生在制造業或其他行業嗎？

史蒂文·巴奈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高質量的變化必定會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都發生。我們注意到，在世界各地隨著經濟變得更加富裕，服務業的規模相對于制造業往往會變得更大。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2000年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十分顯著，我們可以看到幾十年來的平均增長率接近9%。這是怎么發生的呢？有些人會把它稱為經濟增長奇跡，事實上我不喜歡“增長奇跡”這個說法。因為它不是一個奇跡，而是經濟改革的結果。尤其是在2000年，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大幅轉移，也就是所謂的“從農場到工廠”。這為生產力提供了巨大的飛躍，一個在工廠工作的工人的產量，比自給自足的農民要高得多。

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下一個發展階段，從制造業到服務業本身并沒有帶來同樣的生產力提升。假如我是一個工人，我從工廠到花店本身并不會帶來更多的產量。因此現在的挑戰變成了，在行業內部獲得更多生產力，也就是在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內部提高生產力。

預計人民幣國際化將繼續向前推進

澎湃新聞：現在我們來聊一些全球經濟熱點。最近我們看到銀行業經歷巨大的動蕩，尤其是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的破產；也包括瑞士信貸現已被瑞銀收購。這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您如何看待銀行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史蒂文·巴奈特:首先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最新預測已經考慮了這些動蕩的影響。我們能看到，政策制定者已經采取了有力的行動來穩定銀行系統，這些行動似乎減少了市場的焦慮。因此，快速和果斷的行動基本上遏制了對金融穩定性的威脅。

然而，很明顯全球經濟前景處于下行階段，我們確實進入了一個危險的階段。經濟增長率仍然較低，通貨膨脹仍然很高，金融風險已經開始上升。事實上，我們對未來全球金融狀況的發展前景有很多的不確定，這指向了一些風險。

因此，在我們的預測中也看到了可能的經濟下行，這些風險的特點是由金融條件的收緊引起，例如個別銀行帶來的進一步壓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為2.5%，在此前預測基礎上額外下降0.3%的增長率。我們也下調了明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期，預計在中期恢復正常增速。

澎湃新聞：您認為銀行危機會波及整個金融行業的穩定嗎?

史蒂文·巴奈特:我們看到強勁的全球增長需要穩定的物價和金融環境。因此，隨著最近銀行業的壓力，抗擊通脹變得更加復雜。我們看到的是，各國央行以幾十年來最快、最同步的速度加息，但核心通貨膨脹仍然居高不下。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銀行也發生動蕩，說明了從長期的低利率和充足的流動性，過渡到長期的高利率和更少的流動性是多么困難。

簡單來說，我們給央行的建議是，他們應該繼續利用利率來對抗通貨膨脹，同時利用一些金融政策來確保金融穩定。值得強調的是，一個更普遍的觀點是，如果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銀行系統，它們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更有韌性，這是全球金融危機后一些改革的成果。

澎湃新聞：您認為美國“經濟硬著陸”是否不可避免?

史蒂文·巴奈特::我們的全球增長預測從去年的3.4%下降到今年的2.8%，這已經考慮了最近的動蕩和政策行動。因此在這方面，基線情景分析下，不會出現美國經濟“硬著陸”或全球衰退。但顯然風險已經上升。如我們所知，經濟前景的風險完全是下行的。

澎湃新聞：那么您怎么看其他央行做出的政策決定呢?您認為當他們在修正經濟前景時，他們會改變現有的政策路徑嗎?

史蒂文·巴奈特：我們的建議是，央行繼續專注于抑制通脹，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已經從經驗中學到，如果通脹和通脹預期變得根深蒂固，那么降低通脹的成本就會更高。因此通貨膨脹，特別是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核心通貨膨脹，它剔除了食品和能源價格，是央行最好控制的指標。它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把它降下來是很重要的。

風險在于，如果人們開始預期通脹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走高，這可能會激發“自我實現”，工人開始要求更高的工資，他們得到更高的工資刺激了需求。所以避免這種工資價格螺旋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基線是，央行應該專注于控制通脹，并相應地使用利率政策。

澎湃新聞：幾十年來，美元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但它在全球儲備中的占比卻呈下降趨勢。同時，傳統上在儲備組合中并不占主導地位的較小經濟體的貨幣外儲正在增加。您怎么看待這種情況？

史蒂文·巴奈特：沒錯，自1999年歐元發行以來，我們已經看到美元作為儲備資產的份額實際上是下降的。這一比例從1999年的71%，降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58%多一點。因此，這一時期下降了大約12.5個百分點。我們看到歐元的情況是，歐元外匯儲備所占份額一直相對保持在20%左右。它不是恒定的，它時高時低，但它大致在20%的附近，這意味著其他貨幣的份額一直在上升。

其中一種貨幣就是人民幣。第一個關于人民幣的數據點是2016年，當時，人民幣約占各國央行儲備資產的1.1%。最新的數據是2022年第四季度的2.7%，增長了一倍多，這也是人民幣升值的一個例子。

但我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回顧更長的時期，即使是在過去的60年里，我們也看到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巨大變化。美元確實仍是占主導地位的國際儲備貨幣。要知道，儲備貨幣往往變化非常緩慢，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演變。

澎湃新聞：近期，中國的銀行已成功在巴西辦理首筆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標志著中國在巴西市場的跨境人民幣業務取得實質性進展。您如何看待人民幣的國際化？

史蒂文·巴奈特:中國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我們已經看到，人民幣被用于貿易結算，或作為跨境金融交易的一種手段。所有這些的運用都在增加，我們看到它的份額在增長，人民幣和國際儲備資產都是如此。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使人民幣成為SDR籃子中的五種貨幣之一。其他的是美元，日元，英鎊和歐元。我們會定期對其進行評估，在去年最近的一次評估中，我們實際上適度增加了美元和人民幣的份額，在我們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反映出，這些貨幣的使用率越來越高。

但我認為，貨幣的國際化最終是一個市場驅動的過程。因此，隨著中國繼續對外開放，我們預計人民幣國際化將繼續向前推進。這可能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未來會有起伏，但方向是明確的，中國的作用和全球經濟將繼續增長。我認為與此同時，全球的交易員和投資者也希望使用人民幣。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